当前，对于公务接待，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，例如：指定政府定点宾馆、实行公务卡消费制度等。

　　“确实起到一些效果，但这远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海南大学校长李建保说。

　　“公务消费过滥并非不治之症，只要做到信息公开，打破‘自我监督’的局限，从预算、报销手续、公示等环节入手，加强监管，敢于处罚，便可使问题迎刃而解。”全国政协委员史贻云指出。

　　全国政协委员冯培恩建议，强化体制外的监督，实行公款接待网上公示制度。

　　降低行政成本也算政绩

　　一位海南酒店业的内部人士告诉记者，各类高档宾馆热衷于接待会议团体的盈利并非是客房价格。餐费、果品、酒水、会议场地费以及给参会人员提供的SPA、保健等延伸服务项目是酒店盈利的主要来源，这些服务的价格不但不会有折扣，反而会因公款消费更高一些。

　　对此，全国人大代表吴家权认为，现在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如何去落实配套监督措施，确保不乱花、不浪费纳税人的钱。

　　冯培恩委员则提出了另一种思路：GDP的增长和财政的增收是政绩，降低行政成本同样是政绩。

　　“行政成本过高的政府，不是高效的政府;花钱过多的干部，不是真正能干的干部。”冯培恩委员建议尽快以行政成本核算考核各级政府。

　　是否“入刑”还有待商榷

　　两会上，不少代表、委员呼吁，是不是可以考虑将公款旅游等纳入刑法范畴。

　　也有人持不同的观点。全国政协委员王俊峰说，中国是传统的人情社会，若是矫枉过正，可能会带来负面效果。对于惩处“三公”消费，完全可以通过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来解决，先是靠党纪政令来约束，不必什么都推到国法的层面。

　　“入刑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，定罪的性质、标准都要仔细研究，不是说入刑就入刑的。”全国政协委员陈世强说，目前“入刑”的时机还不成熟，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强化监督管理，用有效的制度来遏制公款旅游、吃喝等行为。